1999年的9月,我在哪裡?想著些什麼?想過這往後的十年會發生些什麼事嗎?
十年前,正在就讀台大醫學系五年級。我和其他十一個同學選擇當白老鼠,參加了台大醫學院的新學制,可以六年就提前畢業,但是寒暑假幾乎泡湯,要上密集課程,另外五年級就要開始當實習醫生。十年前的現在,我是內科13B病房的實習醫生,每三天值晚班,隔天清晨五點到七點半,在病房34位病人的孱弱血管裡,試圖完成例行抽血的工作,在打針、插鼻胃管、導尿等雜事之間,找空檔關心自己真正照顧的兩三位病人,唸書、跟查房、寫病歷,準備討論會等等。
當然,每次在新病人前自我介紹,總是要拐彎抹角。『你好,我是正在實習的XXX,我們的醫療團隊還包括主治醫生XXX、住院醫生XXX,不過每天的住院大小事情,基本上是由我負責安排和照顧…』這種令人不安的話語,萬一病人或家屬知道我才五年級,那就更不堪設想了。
雖然照顧的病人不多,問題卻五花八門。有家屬在房間灑冥紙驅邪、有因思念亡兒導致慢性腹痛、有腰部長腫瘤檢查不出確切原因的。永遠覺得書讀的不夠,有時唸書也無力解決。曾被住院醫師學長斥責『管好你自己的病人,不要讓她來煩我!』,但也有學長姐願意犧牲下班時間熱心教學。遇到921地震全院停電我剛好值班,於是徹夜用手幫一名不能自行呼吸的病患做人工換氣,『生死操在我手』,他那又是驚恐又是懇求的表情,如今記憶猶新。
十年前的現在,心中所想的,只有『怎樣熬過今天?』、『晚上要唸書還是睡覺?』、『還有多久內科實習才結束?』。午夜夢迴之際,煎熬的念頭是:『我有能力解決病人的問題嗎?』、『我以後能成為合格的醫生嗎?』
難以預料,這些奇奇怪怪的經驗,簡直可以說是折磨,我卻後來選擇了內科。
參加外交替代役,是畢業前半年的某一天,在宿舍樓下的福利社喝飲料看報紙時瞄到的。服役地點在馬拉威,是在下成功嶺的當晚,跟其他三位同袍一起抽籤抽中的。馬拉威的各種傳染疾病和愛滋困境,奠下我日後選擇感染科的動機。服役到一半,阿扁總統到非洲訪問,帶著醫療團隊裡有一位洪健清醫師,則成為我後來在台大感染科和愛滋治療團隊的恩師。
離開馬拉威前,承諾『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,就回馬拉威醫療團繼續服務』。這樣的信念,支持著我在艱苦的內科住院醫師訓練裡,咬牙堅持。這五年當中,馬拉威在世界的援助下,愛滋治療突飛猛進,台灣也在馬拉威北部建立愛滋治療中心。無奈人算不如天算,2008年1月的突然斷交,撤館撤團,使我原本的打算完全落空,暫且放下拯救非洲的遠大抱負,走出醫院踏進疾管局,低頭關注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。
此後疫情調查、開闢部落格答客問、赴美國受訓,凡此種種,並非十年前、甚至兩年前預想得到。只能說,人生際遇總是變化多端,我既沒有踏上『研究所—博士班—博士後』的路線,也沒有進入『講師—助理教授—副教授—教授』的軌道。一再地脫軌出線,讓我已習慣不照劇本演出,平常心看待就好。
至少,當我回頭看,十年前那個努力找血管、窘迫自介的實習醫生,不論後來經驗值如何增加、等級如何提升,那一份赤子之心,尚未隨著時間老去呢。



